都市文學的歷史視野與人文關懷

──論《我城》

陳智德

　　當三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家發現都市，都市的摩天大樓等景觀在穆時英、劉吶鷗等新感覺派小說家筆下，往往是最先受注目的部份，都市罪惡等陰暗面也作為茅盾《子夜》等寫實文學批判的重點，然而城市書寫最有意義的內容，並非外在的描寫，在真正具批判能力的現代文學裡，都市不僅作為一種景觀，也作為載體：負載各種批評、抒情和歷史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的香港，詩人李育中已寫過〈維多利亞市北角〉一詩，描述北角電車路上的運煤車和工人，鷗外鷗寫過灣仔循道會禮拜堂和戰爭陰影下英國軍艦巡邏維港的景況。五六十年代，在另一批內地來港作家筆下，香港印象多為負面，如徐訏、力匡的詩，強調今不如昔的二元對立，六十年代劉以鬯《酒徒》和崑南《地的門》對城市經驗已見較多複雜的反思，真正以新角度寫城市經驗，在七十年代是劉以鬯《對倒》、西西《我城》和也斯《剪紙》三部小說，它們對城市的觀察角度，異於五六十年代一輩否定或略去的過客心態。都市強化多元的呼聲，都市文學的意義不是對城市作簡單的批評或歌頌，而是帶著距離地觀察，《對倒》、《我城》和《剪紙》對城市有肯定、有比較，亦有擔憂和批評，就在這裡，使當中如果成立的「本土性」顯出意義。

　　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也是粵語流行曲興起、青年一輩社會意識提高、大專界學生運動活躍、普羅市民亦逐漸改變「過客」心態，較著眼於本地社會問題的年代，城市經驗也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如電視《七十三》和電影《七十二家房客》等訴諸大眾化的寫實諷刺模式，表現普羅市民僅有的一點力量和不滿，但也難免簡化問題、略去思考。《對倒》、《我城》和《剪紙》重新思考表現城市經驗的可能，各自嘗試不同方法，近似於新浪潮導演方育平《元洲仔之歌》、《野孩子》；譚家明《七女性》、《北斗星》等電視作品對城市的處理，亦並非簡單的寫實諷刺，方育平《元洲仔之歌》特別自省到拍攝者本身的觀察位置，在結束處提出寫實的鏡頭也可以是一種假象甚至是對被攝者的侵犯，方育平批評、也高度自覺地提醒自己不要淪為遊客般的獵奇角度。七十年代《大拇指周報》作者的詩和小說、《號外》丘世文、鄧小宇、陳冠中和稍後《文化新潮》作者帶有文學性的文化評論，八十年代李碧華《胭脂扣》、顏純鉤《紅綠燈》；九十年代董啟章《ｖ城繁勝錄》、辛其氏《紅格子酒舖》等，都見城市經驗的重構和鮮活的書寫角度，城市現象和新觀察帶動出新的形式，形式本身也成了一種城市經驗，見證著一個時代，與同時期的大陸和台灣相類題材之作位置同等而性格迥異。

　　《對倒》從描寫當時新近通車的海底隧道開始，交代主角對香港都市環境變遷的看法，從而開展故事，最終是要建立新的對城市現在和過去的言說方式，藉不同空間相對並置的方法，呈現現實中本有的複雜面──正是簡單寫實無法處理者。《剪紙》既寫香港節花車巡遊、銅鑼灣食街、粵語流行曲等七十年代的新事物，也寫中上環舊區的生活情態，故事中一群戰後在香港成長的青年，處身於七十年代由簡樸而逐漸繁榮的新舊交替局面，有所探求，亦有所迷失。

　　《我城》整部小說寫城市，更寫觀看城市的方法，有一段寫當時不入英籍而持身份證明書（CI）者到外國旅遊的困難，持CI者被查詢國籍時支吾以對，發現自己原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這段情節一方面有現實所指，另方面小說創造性地提出「城籍」這概念，也為沒有「國籍」的七十年代香港人，在否定中重新尋索身份認同的可能，當中對本土意識的尋索和反思，實與劉以鬯《對倒》和也斯《剪紙》，三部寫於七十年代的小說具同等意義，與香港文學的城市書寫一脈相承又有更多變化，結合之前的各種文本，不難看到一種文化想像的形成。

　　《我城》的城市經驗固然與其他文本相涉，即使在西西個人的寫作歷程上，也可追溯至寫於六十年代的《東城故事》，小說透過當時年青一輩卡謬和卡夫卡幾近氾濫的語言裡，反覆質疑現實世界的真實性，一個個存在主義式的設問，看似虛無和個人化，實質指向「香港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樣的思考。《我城》用年輕人的角度模擬七十年代現實中的新事物，近乎陌生化的手法指向對所見事物的重新思考，有如《東城故事》的語言，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指向對香港七十年代種種既定觀念的批評，正有感於舊有的語言和方法，如寫實主義反映現實的方式，無法有效表達複雜的現實，故另行建立新語言和新的觀察城市外在現實的方法。

　　《我城》本以專欄形式，七五年間逐日連載於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七九年由素葉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一如《對倒》和《剪紙》，《我城》也提及不少七十年代的時事，如保釣示威、能源危機和夏令時間，寫年輕一代的生活和「他們的城」，但不直接「反映現實」地寫，也不賣弄特定歷史事件和個人經驗，如果說《我城》表現出一種本土精神，它的價值也在於處理本土題材的態度：本土並不等於加入本土地理名詞景觀，而是站在對等的角度，關注社區和民眾過去和今日的各種情況，也透過文學性的具想像的語言建立思考和批評的方法和空間，最終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脹，而是人文關懷。

　　《我城》基本上可由任何一節讀起，不同組合具不同意義，其中一節寫九廣鐵路總站由尖沙咀遷到紅磡之前，紅磡社區的今昔變遷，特別細寫運載先人遺體到新界土葬的車卡，從紅磡車站出發時，車門掛上一個寫著「有」字的牌，表示車卡上有棺木，該段結束時，作者寫城市許多舊事物，如舊火車頭、郵政局等亦逐一被放入掛上寫著「有」字的車卡。面對消逝的事物，小說沒有使用感傷字眼，但在同時望向過去和目前的歷史視野中，自然流動出一種今昔比較和集體抒情的觀念，如電影呈現具像，不說明或造情，卻用不同的「有」，到最後安排出抒情的聲音，同時為城市較暫的今明和較遠的歷史，帶動文學性的思考。這組故事若與前述「城籍」一組並讀，沒有國籍不完全是悲歎，反而成為重新追認身份的動力，「國籍」與「城籍」不是二分的對立關係，應是如同寫著「有」字的車卡，作為觀念流動的媒介，由此或可見七十年代的本土性，也是在認清了「無」之後，重新建立的「有」。

　　城市文化的發展對香港文學的影響，不限於景觀，也涉及種種新的思想觀念，城市強化了多元的呼聲，再難以單一或二分地看事物，舊有的描述方法不得不重新反省。《我城》的文學價值，早有不同論者評說過，這裡因應編輯所需和篇幅，集中談論《我城》的形式建構與本土意義，重讀《我城》也讓我們看到，都市各種事物除了作為內容，也催生「形式」，更讓「形式作為內容」本身成為可以思考的對象。

　　城市文化作為載體，有各種新興事物，也應包括歷史視野與人文關懷，《對倒》、《我城》和《剪紙》三部小說的初版已不易得見，但《我城》在九十年代已多次再版，《對倒》和《剪紙》也分別於二千和二○○三年發行新版，三部小說對新形式的創建，為城市注入文學性思維，以文字塑造深具想像的遠景，在今日重讀三部小說，仍為我們提供在表象以外創建形式的可能，城市文化在「文娛」、「康樂」或煙花燈飾的層次以外，另有縱深廣闊的人文風景。

（《明報》世紀版，2004年12月21日。
另見潘國靈等編《i-城志》。香港藝術中心，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