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日中流自在行 ──再論香港藝術史與文學史的寫作

陳智德

 

　　聽陳平原、陳思和及黃子平三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浸會大學的「名賢講席」講座，三人各有講題，共同主題實際上是談文學史寫作，當中陳平原提出教科書式文學史的不足，又從中國最早的文學史談起，指出文學史的撰寫都非從內部開始，而是先由外來者基於認識不同文化的需要而開始，例如中國的文學史最初是由日本人寫。由於屬講座形式，陳平原沒有進一步展開學理上的推演，但將這說法推及香港藝術史和文學史的情況來看，似乎也很適合，剛巧讀到黎健強先生這兩週在《信報》對朱琦《香港藝術史》一書的批評，想起有關香港文學史的諸種問題，值得在這裡再結合藝術史的問題一起討論。

　　香港藝術史研究的情況似跟香港文學史研究有不少相通處，單就研究情況而言，過去各有許多單篇的研究文章或選本、評論集等，但都未有一本由本地學者撰寫的通史類著作。過去香港教育在政策上有意或無意地，長期忽略本土文化資源，實難辭其咎，此外也由於原始史料散失等等諸種源由，幾乎已成了老生常談的老套話題，這裡無意重覆，筆者想到的是，或者我們對通史類的著作本就無須抱太大期望？正如陳平原所說，研究者一生中對撰寫通史那種「成一家之言」的想法，苦害不少學者，或引起不少讀者的誤會，例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雖然體例較完整，但論學術創發性遠不如他的單篇研究論文。事實上通史著述，特別文學史每為配合教學或照顧「市場」需要撰寫，本難以表達一家之言，陳平原又提到洪子誠九七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本屬著者滿意之作，但九九年增訂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在內地出版時，不得不作許多削足適履的功夫，再非單純的學術著作。

　　換另一說法，要撰寫真正具學術創發性、成一家之言的藝術史或文學史固然不易，這所以嚴謹如小思這樣的學者一直採取寧缺勿濫態度，未敢貿然從事；另一方面，現代世界亦早已不是錢穆撰《國史大綱》那樣的時代，在香港出版非為教學或政治市場等任何外來需要而寫的藝術史或文學史，可能更難，總有出版商、市場需要、配合課程、普及教學等各種外來理由，誘使撰者有意無意地降低程度，「照顧」（其實是矮化）讀者，最後寫成一疊章節分明、有板有眼而毫無創發性的教材，字面上也是稱為「史」的資料。

　　教材性的通史類著作當然有它的存在需要，為符合這需要，它們也有自己的「教材語言」，有其一套慣用的字彙庫以至思維模式；學者若本著學術語言的要求去衡量它，有欠公允也實在「向來枉費推移力」。黎健強在文中借用朱熹〈觀書有感其二〉詩句作為文題很有意思，我想到的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方式又可如何？香港可能未有令人滿意的藝術史或文學史，但不乏藝術史或文學史方面的評論，過去在這方面，香港學者實表現更大的學術活力，例如在《左右》、《形彩風流：香港視覺文化史話》等刊物著作中，有許多視野獨具的研究，如李世莊〈三十年代本地兩位青年藝術家-王少陵、陳福善〉（刊於《素葉文學》）、黎健強〈梁國英與《人鑑》成書的過程〉（刊於《左右》），都分別提出早期香港藝術與文學界的關係，這點在許多香港文學史著作中都付諸厥如。

　　二十年代的藥業商人梁國英及其後人對香港藝術和文學都有重要貢獻，除了黎健強所論的《人鑑》，梁晃及梁之盤亦促成了《紅豆》的出版，為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提供持續發表園地，影響深遠；李世莊文中引錄三十年代《胡椒三日刊》等資料引證「文藝茶話會」作為香港畫家與文藝界建立關係的重要場所，對香港文學史的研究也提供重要參考。「文藝茶話會」可能間接促成了稍後「香港文藝協會」的創立，其成員包括畫家、作家、影人和報界如劉火子、侶倫、張任濤、杜衡、陳福善、李晨風、穆時英、李育中、吳華胥、羅雁子、陳煙橋等等，此外四十年代亦有「人間畫會」，成員包括畫家和作家黃新波、陳實等等，他們還創立人間書屋，在香港出版詩集和文集，也出版藝術評論如黃茅（相信即是黃蒙田）《讀畫隨筆》。香港畫家、作家以至影人的合作組織，到六十年代還可以舉出「中元畫會」，成員金嘉倫、陳炳元（櫻子）；「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成員王無邪、崑南等等；同時刊登藝評和文學作品的刊物，七十年代有《文學與美術》、《文林》，九十年代有《越界》。香港藝術和文學諸種「跨科際」的歷史淵源關係，不是教科書式的通史及其教材語言可以處理，實有待更具學術活力的單篇研究論文。

　　就香港文學史而言，九七前後香港學界對內地出版的多種名為史、簡史和概觀的著作已論得沸沸揚揚，因此對二千年出版的《台港澳文學教程》已無多大反應，也不再慨歎為什麼香港沒有自己的文學史，因為香港學者的專長實不在於寫教材，我們現在期待的不是大堆頭的文學史，仍是具創發性的文學史研究論文、具保存文獻概念的作品彙編、選本，以及像過去《信報》「形彩風流」專欄和《形彩風流：香港視覺文化史話》這樣的公共園地和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