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的建構：《新詩地圖私繪本》

陳智德

葉輝《新詩地圖私繪本》，香港：天地圖書，2005

　　 「著名詩人」這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在許多人心目中，談論五四新詩，第一時間仍是想起徐志摩，但那只是一個充斥著情詩和情史的徐志摩，「著名」觀販售徐志摩早期的軟性，卻掩藏他的理想主義，特別是後期如《猛虎集》所表現的反抗主流的猛志、複雜的自我省察、內在掙扎和對遠景的追求；「著名」觀反覆考問聞一多的「三美」，卻略過格律形式針對早期新詩散漫的調整，也沒有提及聞一多在四十年代編輯《現代詩鈔》表達最後的詩觀。普及和從俗的要求一再矮化詩人也矮化大眾，「著名詩人」其實也是「著名」制度的受害者，撇開固定的著名觀，重新檢視歷史，不難舉出無數被著名觀視為無名詩人的名字，在三四十年代戰火蔓延、人民流徙、觀念二分的年代裡，組織詩社，參與論戰，以詩作鬥爭工具或重塑一再創傷的文學的美；在如今倖存的一些報刊脆弱欲裂的紙頁上，仍見其絢麗的記號。

　　文學史工作中的所謂鉤沉，實在不止於考掘遺忘的「化石」再談論一番，鉤沉除了一堆名字的結果以外，更重視那過程，鉤沉工作重整史料、引發未見的討論，更針對「著名」觀念的形成，挑戰殭化的制度以至矮化詩人的論調。葉輝在《新詩地圖私繪本》一書中談論陸志韋、李白鳳、胡也頻、柳木下、李聖華，正在著名觀念以外，重新檢視他們在文學史的位置，讓史料現出它原有的可能。

　　在〈三○年代的無名詩人〉一文中，透過多方求證和新近公開的史料，重新介紹多位在文學史和多種新詩選集中列為「生平不詳」的詩人，還予詩人的「生平」，更細讀其詩作，讓讀者知道詩人的無名與否絕不在於詩藝的高低，而是由於政治的粗疏與偏見、個人的際遇以至性格的耿直致使詩歌及文學的生命遭外力埋沒。作品高下是文學或藝術的問題，然而作家的名氣和經典的製造，往往是社會產物，〈三○年代的無名詩人〉一文除了發掘被遺忘的詩人，更重要是發掘者的視野和整理資料的過程，挑戰殭化的論調，引向觀念反思：什麼是經典？大眾那理所當然的大師崇拜觀又是如何形成？

　　論及無名詩人，香港新詩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擁有最多最無名的詩人，或者說在香港寫詩，就幾乎自動成為無名詩人。在〈上世紀二○年代的香港新詩〉，葉輝談論一九二四、二五年間在黃天石主編的《小說星期刊》上發表新詩的L.Y、許夢留、灞陵等人，除了灞陵可知即六十年代仍參與香港「新雷詩壇」活動的報人吳灞陵，其他相信已很難查知身份；不過該文所談論的另一本殘破缺頁的詩集《和諧集》，葉輝經過一段時日的考證，終於稍稍得知作者的身份，可見資料殘缺或作者的無名並非真正的障礙，關鍵還看探尋者的態度。

　　在〈他們都在談論波特萊爾〉一文，談論翻譯的背後，仍是指向對文學史簡化觀念的反省。法國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不單影響李金髮和戴望舒，也影響一般文學史筆下的浪漫詩人徐志摩，葉輝在文中頗詳細地提出徐志摩譯介波特萊爾及當時的相關論爭，為一般讀者描繪出從一般文學史中無法得知的、消解了浪漫的徐志摩面容：一九二八年再版的《志摩的詩》和空難前出版的《猛虎集》，正體現徐志摩逐漸從波特萊爾出於對世情洞察而生出的頹廢當中，得到重要啟發，收斂浪漫和激情，創作出更沉實也更耐讀的詩。葉輝談論波特萊爾，也不局限於徐志摩，全文要點實是指出從五四初期以至三四十年代不同詩人對波特萊爾的譯介，在文學討論背後，有更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提出了另一種認識文學史的可能，即透過時人對不同藝術形式的引進及相關討論，透視中國新詩不同階段的變遷和文化需要。

　　《新詩地圖私繪本》部份文章完稿於八十年代，也有多篇二千年代之作，本書記錄了作者多年的追尋，除了新詩史料的考證和分析，也是一本個人理念的記錄，然而更重要的或應是文學史層面的意義。文學史可具有多種方面，有記錄性、教材性和思想性，《新詩地圖私繪本》則把個人理念與思想的建構結合，它的出發點除了部份是教學或普及的需要，更多是出於一種對現在的不滿，它所回溯的過去及仔細考證的過程，往往對應著現在的粗疏；發掘及重建無名詩人的位置，亦對應著盲目崇拜者的偏執，因此本書的歷史鉤沉不獨作為資料，而是具有流動的時間性，追尋失落的名字的同時，亦指向今日的問題。本書也延續葉輝上一本書《書寫浮城》的工作，但更集中於新詩部份，作為一位新聞工作者，在幾乎顛倒晨昏的工作之外，擠出時間持續進行非功利的新詩研究固屬不易，作者在後記強調本書「私繪」工作的個人性，我確信那是一種個人理念追求，但更期待讀者閱讀本書那指向公共理念的思想意義，由於學科本身的邊陲和「無名」特性，也許中國新詩史的研究，歸根究底是一種思想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