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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梁秉鈞、許旭筠主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
二○○五年在嶺南大學舉辦的第四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有好幾篇以香港文學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如吳耀宗〈重讀香港1937-1949：一個被遺忘的文學場域〉、金惠俊〈關於香港的「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等文，所論問題都涉及中國現代文學的既有研究，他們的視野和方法，除了指向香港，也補充了相關研究的角度，並各自引申出不同的討論，具有雙重意義。 一 「民族形式論爭」將二三十年代文藝大眾化等涉及方言文學的討論推至高峰，本是抗戰期間的重要論爭，以延安作開始，廣及重慶、香港、桂林以至晉察冀邊區等地，香港部份大多由左翼南來文人參與，但即使其暫居身份，仍以當時香港較邊陲於延安的位置，提出相對獨立的意見，特別在方言文學與建立民族形式文學的關係上，香港既有的粵方言文學作為一種民族形式的可能，亦由於左翼文學的大眾化並以其文學作鬥爭工具的需要而重新被提出，可與內地相關論爭中提倡方言土語和大眾語的說法並觀。 由於香港參與者如黃藥眠、林煥平、杜埃等人論點在論爭中的重要性，過去許多相關研究都不免論及香港，但以香港為中心的研究不多，金惠俊〈關於香港的「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一文從整理大量原始材料出發，探討當時有關「民族形式」論爭與延安和重慶文壇的關係，除了香港論爭中的延續性，他亦特別提出香港在相關論爭中的特殊性：例如反思宣傳性的文藝作品，比較注意文藝本身的藝術要求，都從香港的角度提出了內地相關論爭中未顧及的問題。 在延續性和香港論爭的特殊性二者上，前者即對延安「民族形式」論爭的發展，這點論文已充份展開，後者也提出香港論者較注意文藝本身的藝術要求等論點，但在論延續性以外談香港的特殊性，相信仍須結合抗戰期間香港本身其他論爭來看，因參與香港「民族形式」論爭的南來文人，當時都先後參與香港其他大大小小的論爭，如黃藥眠、林煥平、杜埃在「反新式風花雪月」、抗戰文藝和圍繞孫毓棠〈談抗戰詩〉的論爭等問題的參與。 文末嘗試解釋論爭在三九、四○年間結束的原因時說：「香港的民族形式論爭忽然走低潮很可能與香港的政治社會的特殊情況有關」，倘若把論爭與結束之後香港展開的其他論爭並觀，三九、四○年間「民族形式」論爭的結束更明顯的原因可能由於參與者急需投入另一場論戰，源於當時反對抗戰文學的汪派和平文藝開始在香港展開活動，何況「民族形式」論爭針對的本就不是鬥爭對象，相比之下，維護抗戰文藝的基本理念及針對新的共同敵人更加重要，這點在抗戰文藝中的不同陣營而言都是一致的。 最後，論文在「創造民族形式的方案」一節分析論爭對於「民族」的想像，相信是論文中特別具發展可能的一節，金惠俊論及參與論爭者的限制，尤其值得深入再論，我想起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提出在抗戰的危機下，民族形式是有待建立的共同理念，「民族形式」論爭在「文藝」討論的背後，涉及左翼文化人對文化建國的藍圖，以至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相信論爭背後的思想史意義、香港在其中的位置等問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 吳耀宗〈重讀香港1937-1949：一個被遺忘的文學場域〉一文從回顧王瑤、唐弢、李輝英等人的文學史著作開始，提出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學如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中接近空白，探討不同的遺忘模式，也對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學中的本土與外來兩股力量的關係，借用布迪厄「文化場」的觀念作出初步分析，並比較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同樣作為外來與本土的模式而具強弱對峙，在這問題上，香港的特殊性在本土與外來一強一弱的分野上，二者不存在對峙關係，可說是很具啟發性的研究。雖然該論文未完成，筆者認為值得在這裡提出初步討論，希望沒有曲解吳耀宗的論點，這裡可以期待作者完成論文，因其研究角度足以讓讀者理解，只有補入香港的部份，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論述才算真正完整。 張釗貽〈魯迅與香港新聞檢查〉一文論及一九二七年魯迅來港演說的事件，這當然是香港文學史上的大事，且被視香港新文學發展的關鍵事件，雖然目前知道香港的新文學至少在二十年代中即魯迅來港之前已開始發展，不過魯迅來港為當時香港保守的文化氣氛帶來衝擊，同時鼓勵了從事新文學的青年，這點或可以肯定。 對此重要事件，可能由於魯迅來港的實質記錄或回應本來並不多，具體的研究更少；張釗貽〈魯迅與香港新聞檢查〉一文提出一些回憶文章中的矛盾點，據作者從香港歷史檔案館和中央圖書館查知的相關文獻，把魯迅來港結合當時香港對中文報紙實行新聞檢查的情況進行研究，重心討論是魯迅在港的演講稿是否遭到刪禁，這問題涉及現今所見的魯迅在港演講記錄，包括《魯迅全集》所收文字是否完整，據張釗貽的研究，由於粵語傳譯和報紙編輯等因素，演講記錄並不完整，張釗貽最後提出歷史本身的不完整性及處理史料的態度，很值得進一步討論。對香港文學而言，經過本論文在辨清史料上的努力，有關魯迅來港及相關記錄的具體歷史情況，相信有必要重新檢視；另一方面，本論文背後亦涉及文學史料的處理態度，正視歷史的複雜性，對有關如何撰寫文學史的討論而言亦有意義。 三 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台灣和香港文壇各自出現倡議或介紹現代主義文學的刊物，在台灣是現代詩社、藍星詩社的成立和《現代詩》、《創世紀》、《筆匯》、《文學雜誌》的出版，在香港亦有《文藝新潮》、《新思潮》、《好望角》和《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等，陳國球〈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國族想象--從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宣言到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一文的研究對象正是當中的香港部份。 不論是台灣或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倡議者，都並非單純在文學藝術上追求，而是有現實上的指向，為針對或回應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問題。陳國球的討論亦從文藝指向文藝運動的政治意義，論文從分析馬朗的《文藝新潮》「發刊詞」和崑南的《好望角》「宣言」等原始材料出發，探討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藝運動」的性質，特別指出當中的政治意義，同時在論文後半部份研討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的「去政治」和「非政治」取向，最後歸結於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藝在「運動」層面上的意義。 本論文在比較馬朗、崑南和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的政治性和國族想像上，特別見出作者的研究視野。馬朗和崑南的文論強調政治和國族，李英豪文學批評卻以「去政治」和「非政治」強調文藝的純粹性，然而陳國球認為李英豪「非政治」的主張「所仰仗的理論資源，其實並沒有真的擺脫西方政治活動的影響。」基於這比較，陳國球最後提出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倡議者超越政治層面的文化理想和國族想像，真正觸及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現代主義文藝的複雜性。 最後，本論文的啟發性和可衍生的討論，可能包括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倡議者，特別是馬朗、葉維廉、劉以鬯等人，如何自覺地繼承或轉化當時已中斷的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主義文藝傳統，其新詩或小說創作如馬朗〈北角之夜〉、葉維廉〈賦格〉、劉以鬯《酒徒》諸作的文藝表現技巧與三四十年代文學的關係，而這繼承或轉化在馬朗等人的文化理想和國族想像當中所處位置為何等等，相信亦值得進一步探討。 陳惠英〈詩「歌」──舒巷城《長街短笛》的東方美學〉一文從比較舒巷城詩作與粵曲的關係開始，透過地方語言及說唱技巧的分析，探討舒巷城發揮抒情傳統的美學特色。舒巷城是香港土生土長詩人，他的香港性不只是作品中的香港景觀，更由於他在新詩創作中鑄入嶺南說唱文藝的技巧和抒情傳統，而本論文則將舒巷城的創作取向歸結為一種「東方美學」。 過去有關舒巷城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小說，本論文為有關舒巷城的研究引入新角度和新的討論方向，例如舒巷城對粵曲、南音的轉化以及對地方人文環境的關懷，相對於同時代即五六十年代內地和台灣的新詩語言，舒巷城的嘗試可說為新詩的語言創造另闢溪徑，有點相近於內地詩人對農村山歌民歌的吸收，卻在純文學的效果上有不同表現。更重要的是，舒巷城的嘗試實可視為對本土文化資源的轉化再造，最終創建出具地方特色而其人文視野又超越地方的文學。這點在學術以外，或許也值得今天的文學創作者借鑒、思考。 二○○六年一月記 （梁秉鈞、許旭筠主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