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不少國家出現大批外地來的作家，香港亦有類似情形，主要就是從中 國大陸因政局變動而來港者，他們和由他們直接或間接培育的後輩和更年青一 代成為建立當代「香港文學」的成員。來港者所挾持的中國因素，對下一代有 何正面或負面影響，下一代如何在正規中文教育和報紙雜誌文字間接受或反抗 上一代的文學理念，皆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重要因素。如何處理、評價 戰後外地來港作家的種種，成為研究或理解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最首先面對的 問題。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近年合作整理研究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先後編 成《香港文學大事年表》、《香港文學資料冊》、《香港小說選 1948-1969》 、《香港散文選 1948-1969 》、《香港新詩選 1948-1969 》五種書，本書為 他們有關研究文章的合集。盧瑋鑾重視資料和觀念的釐清，在〈香港文學研究 的幾個問題〉和〈南來作家淺說〉分別提出了美援文化和南來作家兩種觀念的 問題。黃繼持〈香港小說的蹤跡〉以香港小說的生成與發表地環境密切相關， 提出從不同層次理解發表在報紙和雜誌的小說的方法。黃繼持、盧瑋鑾皆認為 戰後來港作家流亡的或旅港的身份使其作品對本地生活有所疏離，而本土作家 的生成則始於六十年代。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詳細介紹了發表 空間左右冀政治意識形態對罍的形勢，認為左右冀兩種政治力量的角力下，文 化刊物得到資金運作，香港政府無心扶掖文化，但亦無意阻挽，使香港文學弔 詭地成為政治介入文學的受惠者。此局面使香港作家相對地自由，年青一代取 法外國文學或上溯三四十年代文學都不似中台兩地遇到巨大阻力。鄭樹森對五 六十年代香港新詩的理解亦由此出發，指出不同取向並存的局面。

香港文學的自由當然是相對於中台兩地而言，但戰後來港作家的文學觀和 背後的「中國」因素，仍為自己和年青一輩帶來一定制約。香港五十至八十年 代的中文教育承襲四九年以前的內地教材，新文學部份以五四時期文學為主， 帶有非本土、遠離現實政治和厚古賤今（重文言輕白話、重舊詩輕「分行散文 似的」新詩）的傾向，青年學生閱讀〈背影〉、〈山陰道上〉、〈風雪中的北 平〉等「新文學」同時夾雜母語、英語、白話、文言不時轉換和重理輕文的教 育，為五十至八十年代青年學生共同面對，正規的文學或語文教育與外圍相對 自由、並存的空間毫不相涉，青年作者從上一輩非本土、充滿中原經驗的文學 教育中轉化出「本土」的視野，當中的接受和抵抗，顯示「本土」的生成必有 更多掙扎。

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和學術（如新儒家）均彌漫一片民族主義和「憂時傷國 」的氣氛，第一代來港文人的懷鄉題材和對香港疏離的態度，不只是緬懷過去 ，而實牽涉民族主義的感情。徐訏、力匡詩中對香港的否定和李輝英的都市小 說歸於通俗，並非情緒或能力問題，可視為作者對香港「鄙夷」的立場，以懷 鄉召回遠大的理念和空間，以對抗香港的淺陝。通俗作品如金庸小說除了《鹿 鼎記》如黃繼持所言有「反英雄」和顛覆武俠小說格局並在六十年代中港政潮 激蕩之際提供多種解讀而結合了通俗和實驗，之前其他作品實以正面肯定甚至 美化中原經驗和擊退蠻夷的民族主義訴求，成為滿足讀者的通俗要素，反映民 族主義在五十年代不只是文人的立場，亦為刺激市場的商業賣點。在右左冀對 罍的問題上，右冀作家和刊物無論寫反共或懷鄉，固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即左 冀陣營亦每每強調愛國，技巧上以寫實和其「大眾文藝」理論為宗，同樣以民 族主義為號召。故民族主義和當中的問題涵蓋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不同層 面，亦有待進一步研究。

由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尾的中文教育沉溺於五四初期文學和非本土，本地 作家的成就一直未曾反映，尚幸五六十年代左右冀政治意識形態對罍做就各種 報刊的文化空間，青年從報紙雜誌獲得正規教育未提供的文學教育再進一步自 辦刊物以至組織文社，香港文學一直在正規教育以外的報刊上薪火相傳。然而 報紙雜誌的文字旋起旋滅，年月稍遠即難保存，經驗不易累積做成浪費唇舌的 斷裂，何況當外圍環境改變，而正規教育依然，是做成今日香港文學弱勢和邊 緣化、使研究者面臨「香港有沒有文學」及「追跡香港文學」辛苦的禍端。五 六十年代香港文學沒有來自建制的主觀操控，但另有時代風氣、集體意識形態 和文化需要的制約，就是民族主義和中文教育的問題。與中港兩地強加諸文學 的主觀操控相比，香港文學相對地自由，但該制約亦未嘗不是一種政治的影響 。

(原刊《明報》，9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