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家所宣稱的客觀中立，與個人、建制或集體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意識 形態，對於其所製造出來的文學歷史，有何影響﹖個人或集體都可用客觀書寫 為號召，事實上客觀未必存在，而且客觀與否往往不是判斷優劣的標準，亦非 最值得關心，反而文學史「主觀性」的產生背景，說明出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選擇討論四九年後，四位 從中國內地來港學者在香港撰寫的五本現代文學史，不是因為它們比較客觀， 而是其獨持的「主觀性」與同時代由中國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的「主觀性」 不同，引起作者研究的興趣。再進一步的問題，政治如何影響文學史的書寫﹖ 以及當史家提出反對政治干預文學史的訴求時，背後又蘊含多少「政治」的意 義﹖作者對在香港撰寫文學史的學者如何面對以上問題有更深入的論述，但也 有可以再補充的地方。

本書主要討論五十至七十年代，曹聚仁、李輝英、徐訏、司馬長風四位學 者，從中國內地來港後編寫的現代文學史著述，以其地理和心態上的邊陲位置 書寫出迴異於同時代由中國內地出版的同類著述，反映出怎樣的問題。他們的 著作都屬於個人書寫，有別於中國內地以集體書寫和反映建制立場為主流，其 中曹聚仁的《文壇五十年》更是一種結合文壇掌故與個人經歷的「見證文學史 」，但都標榜自己是客觀的，徐訏、司馬長風更特別抨擊中國內地以政治介入 文學史的學術書寫的做法，並強調自己是以非政治立場著述。王宏志指出這種 非政治訴求本身包含了強烈的政治含義：「當他公開宣稱採取一種『非政治』 的態度時，實際上就是對主流的政治的一種抗衡：『非政治』的態度本身，也 是一種政治態度。」王宏志特別提出徐訏《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的反對政治 干預文學的立場最明顯，但該書的政治性卻也最明顯，而且「很多時候，他更 是借著討論歷史問題，直接指向當前政治。」所以王宏志借用魯迅一九三二年 有關「第三種人」問題的論述，指人們都無法擺脫當前的政治處境，以為自己 擺脫了，其實沒有。四位文學史家所希望持守的一種純客觀、遠離政治的立場 ，同樣不過是魯迅所指的「心造的幻影」。

指出他們並非「客觀」和離不開政治處境的說法，當然不含褒貶。因著歷 史的偶然，四位原居中國大陸的文人學者播遷香港，因地理、心態上的邊陲位 置和歷史斷裂，一方面以書寫文學史重整個人過往的經驗並填補斷裂，一方面 以遠離大陸政治操控和主流意識的論述作為不認同的抗衡，其獨立性有時代意 義，因為這是在同時代的中國或台灣都不可能出現的。相對於帶著父權主義的 政治主導論述，在香港的作者顯然在一個比較自主和陰柔的位置，前者的腔調 是向下宣佈事實、真理，後者則帶點提出要承認自己的寫法也應可成立的意味 ，它的另類性不是革命性的推翻，而是在主流論述以外顯示另一種可能。

王宏志特別論到徐訏在《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中，提出了一些一般文學 史家很少觸及問題，就是某新體裁取代舊有成為主流之後，人們對原先之舊體 裁的態度。徐訏不滿人們抨擊舊體裁時的態度，只建基於反對其所負載的「舊 道德舊思想」，而不是建基於對舊體裁本身藝術缺失的了解，以致當出現某種 對舊體裁的支持聲音時，沒有受到冷靜的對待，文學史家亦很少提及。我認為 這論點還可以再發展，與前面文學史家反對政治干預文學的問題相關，就是文 學史許多時都是建基於某種文化態度或需要而作出對應的論述，某種論斷總是 為主流意見，亦即一種文化需要服務，當某種論點被廣泛傳述，就會延續沿用 下去，日後學者和讀者一直承襲，而未必知某一論述的基礎和動機。故從某論 述所本看出某種說法的文化意義，比抨擊該論述是否客觀正確更為重要。例如 ，文學史著述中以某人佔兩章、某人佔三章、某人偉大、某人「思想內容大多 很淺」、某人和某人連名字也未提到等等的寫法，和某中國內地學者撰寫的香 港文學史分析香港文學的獨特性時指「香港作家所選取的題材，雖多種多樣， 但一般說來無非是戀愛、婚姻、家庭、日常生活、人倫關係、或一點感觸、一 縷情絲等等。他們極少反映諸如政治風雲、社會變動、大財團的經濟角逐等社 會的重大矛盾和重大鬥爭……一是跟作家自己對題材的認識有關。他們都認為 應該寫自己熟悉的題材。二是與作家生活面狹窄有關……香港作家極少接觸過 激烈的鬥爭生活，更談不上有甚麼體驗和感受。他們是在一個較為狹窄的範圍 裡生活和工作的，這就難免使他們選取那些常見的生活題材了」，一樣不一定 是客觀或正確與否的問題，若視之為一種文化態度和需要的反映，更重要的問 題是它為何這樣說而且當中又意味著甚麼。

政治對文學史影響不止於建制的主觀操控，也有時代風氣、集體意識形態 、文化需要的因素在內，後者的影響對時人來說尤其難察，即在本書亦對這方 面未見深入討論。本書所討論的四位文學史家，他們呼籲反對政治干預文學的 立場，主要針對建制的主觀操控，亦未包括時代風氣、集體意識形態、文化需 要的因素在內，但本書作者已經指出，四位文學史家反對政治干預的訴求本身 也是一種風氣、意識、需要的反映，亦即是，政治。真正的客觀在中國現代文 學史的書寫上似乎從未存在過，而且也從不是人們的真正所求。各時代的人們 所推許或抨擊的都只是符合該時代的文化態度與否的書寫，真至該種文化態度 改變，才出現人們的回顧「反省」，在前人的論述裡，「發現」（在當代可以 發現的）問題。透過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或有助於認清文學史的非客觀性和 政治含義的不同層面，能對（文學）歷史較「公正」地評價、還以較明確的尊 重。

（原刊《明報》，1997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