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給人的印象，大多是提供「文學知識」的教科書，是一般學生 對於文學本體的集體認知的來源，但一方面它所提供的資料，也像歷史教科書 般，配合不同建制的需要而出現不同版本，例如某段時期中國和台灣出版的現 代文學史，都有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刪去一些不符合官方認許的作家名字， 使許多文學史著作都只成為政治運動和鬥爭的反映。另一方面文學史家對於原 始材料的褒貶增刪，又反映了某一特定時代的文化取向。回頭檢視文學史的出 現和體制如何形成問題，不只是文學研究者關心的事，因為當中所牽涉到的也 不單純是「文學」的問題。

近年有關文學史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八八至八九年間，從《上海文論 》的「重寫文學史」專欄開始的討論。曾參與編輯《上海文論》的陳思和在「 一本文學史的構想」中說：「教科書總是最集中地體現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 以一種思想文化的霸權面目出現， 使輿論一律， 進而達到思想的控制...... 『重寫文學史』的提出，就是要求改變這種文化專制的局面，希望恢復文學史 研究應有的科學態度，以自由的個性的多元的學術研究來取代僅止一種的官方 聲音。」這階段的討論在八九年底隨著「重寫文學史」專欄中止而告一段落， 至近幾年在《今天》、《學人》、《二十一世紀》、《文學史》等刊物又陸續 出現有關討論。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合編的《書寫文學的過去》就是近年 有關討論的選集。

本書十二篇論文企圖對文學史的出現、內在規律作出檢視，反省過去發生 的文學的歷史與文學史著作和人們所得到的文學史知識之間的關係、早期撰寫 文學史的學者如何理解文學史，和其撰寫的動機，並怎樣的人和怎樣的動機製 造了怎樣的東西，當中也牽涉到許多學術和文學以外的問題。例如台灣學者壟 鵬程〈南北曲爭霸記〉一文指目前人們所看到的文學史對元曲的推祟，與褒公 安派而貶明七子的復古主張一樣，源於五四文化人的強調中外交流、反復古反 禮教的文化態度，而這種文化態度是因應當時思潮而影響文學史的書寫，日後 學者一直承襲，而未必知某一說法的動機。作者提出重要一點就是文學史論述 許多時都是有所本的，建基於某種文化態度或需要而作出對應的論述，但許多 讀者甚至文學史家未深究該論述的基礎，更遑論從其論述所本看出某種說法的 文化意義，即不是了解或接受它說了甚麼，而它為何這樣說而且當中又意味著 甚麼﹖故文學史著作是做成蒙蔽還是揭露更多，端看讀者的省察能力如何。

更有趣的是，〈南北曲爭霸記〉原只是作者打算以南北曲爭霸情況作為引 言，去討論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研究「臺港文學」者以大陸為正統中國文學 而臺港為邊鄙和區域性文學而無視四九年以來三地的實際發展的說法，卻把引 言越寫越長，因為發現更多問題使正題未及討論到，故即使該文若缺少一些古 典文學知識基礎則不易看通，仍值得耐心細讀，並可能讀出作者未寫出的部份 。我自己則想起了另一篇未收進本書的〈文學史論述與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見《今天》第 32 期， 1996 ），作者陳麗芬不反對文學史書寫的意義不單純 為學術工作和學院成品，而是可以有維繫、協助一個群族意識形成的功用，但 台灣本土文學史家為建構群族意識，在七、八十年代本用以對抗大中原文化至 上式的殖民主義論述，卻被近年中國內地撰寫的台灣文學史曲解，令人啼笑皆 非地加諸另一種有利於統戰的意思，助長了另一種殖民主義的一統論述。

以文學史作為研究對象的做法，本身是一項文化史的研究，以某類學科著 作的發展作為研究對象，一如「文學」在世紀初的中國以文學史的方法作為研 究對象一樣，背後有一定的訴求，最初是教育導向的，後來是文學運動導向， 甚至政治、意識形態導向，現在的文學史研究頗有還原於學術的意味，從本書 書名可以看出，編者想為文學史重新定位，其間是一次再造和再定義的過程。 所有這些努力，除了本身是一個學術課題，也可以指向為了一種新的文學史的 誕生，有助新的文學史的實際編寫。第一代文學史家未曾非常自省的問題，還 有中學及大專學院文學教育和我們如何認知、如何「記錄」文學的問題，在現 代通過跨科際的理論建設和對經典的再思，會否更清晰地浮現﹖

（原刊《信報》，199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