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于堅 (四題) 陳滅
歷史與私人記憶
歷史總是記錄「有意義」的部份，人們也被教育去過「有意義」的生活，
記著生命中「有意義」的部份，于堅認為日常生活裡「無意義」為常態，那就
是日常生活的細節，卻大部份流失，被遺忘。于堅舉出張愛玲為例子，當「大
家都急於投身於時代的洪流，對封建家庭棄若敝屣的時代，張愛玲卻固執地守
著她的家」，當大眾被時代的風暴吸引，她卻保持對眼前微小事物的注視：「
松子糖裝在金耳的小花瓷罐裡。旁邊有黃紅的蟠桃式瓷缸，裡面是痱子粉。下
午的陽光照到磨白了的梳妝台上。」這樣的記憶定然被評為「無意義」，歷史
是不會有這種記錄的，唯有像張岱、曹雪芹、周作人、張愛玲一般的作家，保
存了過去日常生活裡「無意義」的記憶。但于堅又說：「再過三十年，中國作
家中將再也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物……有誰還記得起一個裝松子糖的瓷缸在下
午的陽光中的模樣﹖」人們總是功利地說要向前看，將個人記憶的權利交給歷
史，但歷史選擇保留的，將不會是最寶貴的部份。
母語的喪失
甚麼時候開始，原先讓不同方言的人得以溝通用標準語，在溝通以外附加
了判分雅俗的權力﹖于堅在〈原聲〉裡敘述一個從雲南某縣進到城裡讀大學的
年輕人，因操母語被遞奪發言權，活在一個詩朗誦、答問、比賽、演講以至唱
歌都只用普通話的世界，甚至「電影配音，聽起來外國人也是不講方言的，講
普通話，而且是一般人講不來，或必須憋著假嗓子、非常優雅的發言。」最後
該年輕人明白了講普通話的好處，而且愈來愈標準，消失鄉音，「再後來，他
發現，用英語講話會比普通話發言更有好處，他開始猛攻英語，三句漢語夾雜
著半個英語單詞的發言，沒有人以為怪，反而從他單詞亂冒的現象，預見此人
必將前途遠大。」故事從他終於飛到美國結束。于堅以此故事提出語言的權力
問題，並發出警號：當作家都以普通話的口音、文法，成為判斷優劣的標準，
將不是語言為文學注入活力，而是以語言為文學的桎梏。「沈從文、張愛玲這
樣的作家不可能是用普通話發言的作家」，以統一語言消滅地方的個性，受害
的不僅是文學：「家的喪失，是從原聲的喪失的開始的。」
離開烏托邦的煉獄
理想的想像本身沒錯，但我聽過太多烏托邦神話或玫瑰園式的許諾，都在
非常美好動聽的名號下掩藏非常世俗的、不好意思明說的動機，于堅在〈玫瑰
利中的利斧〉裡，說文革就是如此，顧城之死也是。人們喜歡為顧城之死浪漫
化、合法化，拒絕面對事實的敘述，甚至與屈原的死相提並論。于堅指「顧城
的朦朧童話詩或文革烏托邦詩都有一個相同的主題，即人們置身其中的生活是
不值得過的，在天邊外、在某個島上，存在著『真正的生活』、美如童話的生
活。」烏托邦文化做成一種看不見現世日常生活意義的假象，逃避現場，逃避
存在，更糟的，是以美麗的名號，進行醜陋的實質活動，卻又不承認，而且逼
迫別人相信，成為教條，流傳下去。烏托邦有時是抽象美景，更多時間是實質
的煉獄，于堅在〈棕皮手記．詩人何為〉中期待詩的教贖功能，相信詩在當今
仍具有善的力量。他認為在一切文學形式中走得最遠，具有真正先鋒精神的詩
，將帶領人們離開烏托邦的煉獄，「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現場』、『當下
』、『手邊』」，他對詩有如此樂觀的態度，令我驚訝。
詩人于堅與詩
于堅，一九五四年生於昆明，七十年代開始寫詩，八三年起被稱為「第三
代詩歌」的代表之一，九二年以〈墜落的聲音〉獲台灣《聯合報》新詩首獎，
九四年一月在《大家》文學雜誌創刊號發表〈零檔案〉後，五月間北京「戲劇
車間」以實驗劇場形式，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藝術節演出〈零檔案〉。九七
年六月出版的《棕皮手記》是于堅的隨想文集，他在〈詩歌精神的重建〉裡曾
表示對詩的失望，「在當代中國，在一些場合，詩人，乃是指一些羅曼蒂克的
，玩世不恭的，言必西方性死亡、人類末日之類的，神經質的，動不動要自殺
或出走流浪的，喝酒喝咖啡的、超深刻的，故作多情的，不值得與之認真的可
憐傢伙。」在我的世界裡，詩人更是有罪的，比被視為「教徒」引來更多誤會
。我有一些朋友，喜歡無調的新音樂，卻無法接受沒有「押韻」的新詩，買票
入場看未必「看得明」的劇場演出，卻以「看不明」指責新詩，人們寧願看一
齣詭異的電影或一幅詭異的畫，也不願看一首詭異的詩。有時我會對詩歌失望
、悲觀，于堅也看到詩歌和詩人們都出了問題，但他樂觀地認為問題可以改善
，因為看到當代詩歌中已有一些作品，表現出一種「通脫大度與人的生命、人
的內心歷程、人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的精神。」《棕皮手記》反映詩人于堅的
生活觸覺和對詩的期望，在多篇文章裡，他都嘗試說服別人相信，一種回到日
常生活「現場」與「當下」的、坦率而實在的詩歌精神正在形成。我們所期許
的詩，將長久地處於「在途中」的狀態，維持永遠不會抵達的行進。
(原刊《信報》,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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