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新詩 ──從中國到香港 陳智德 一 詩歌是一種富於變化的語言藝術，它的精神趨向於求新，多於守舊。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也歷經多次變革，至二十世紀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興起的新詩，本身是中國詩歌歷次革新的一個階段。從一九一九年至今約八十年的時間裡，新詩從嘗試、實驗開始，演化出多種不同風格，同時也備受質疑和誤解，然而在渡過了至少三千年的中國文學史裡，八十年只是很短的一小段，新詩的未來還有無盡的發展空間。回顧過去新詩的發展，不單可了解一種新形式的開拓，更有助於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承接前人的努力，再開拓出下一階段的新詩。 五四時期最早的新詩，與白話文運動的發展可說是同步，許多提倡白話文的作家都曾努力於新詩，如胡適、魯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等，雖然他們後來更大的成就都不在新詩，但他們用白話嘗試寫詩，測試白話作為一種表達工具的可能性，意義重大，終使新詩擺脫舊詩詞的規限，用一種逐步建立的現代漢語，表達現代人的精神和情感。 五四運動從一場愛國運動，演化成更長遠的新文化運動，西方的多種學說、文學作品，大規模地介紹到中國，新詩的革新，也曾向西方文學借鏡，浪漫主義、社會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學思潮，分別都在五四之後數十年，影響過新詩的發展，它們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絕非偶然或單純的趨新，而是那些文學思潮的精神，切合了某一特定時期中國社會或文學界的需要，與當時中國詩人的追求有著共通的關連，例如二十年代徐志摩和聞一多等新月派詩人的浪漫主義詩風盛行，正和五四之後青年知識份子追求自由、解放的心態相關。三十年代李金髮提倡的象徵主義詩歌，和戴望舒等現代派詩人，他們的詩不像新月派追求形式和格律的美，形式上較自由，卻被視為艱澀難懂，實質上他們是針對初期新詩內容過於淺白、情感過於坦率的一種調節，希望以象徵、意象和內斂的情感，更含蓄地營造詩意。 從新月派到現代派，三十年代可說是新詩走向成熟的第一個關鍵時期，從外在格律和形式的試驗，到關注內在的詩意，從浪漫情懷的抒發到生命內在的沉思，都由外向內，發展出更豐富、婉轉的詩質，這時期的詩人如卞之琳、馮至、戴望舒、李白鳳、玲君、吳興華等等，已創作出相當富有詩意的作品。 二 三十年代的詩人，除了關注並回應新詩本身的發展，更面對日益動蕩的社會局面，日軍侵華、社會主義的訴求、憂時傷國的精神，都作為另一股力量，催使新詩從內在藝術的沉思和探求，轉向作為「反映」現實的工具，為鼓動群眾，「詩歌大眾化」成為不可阻擋的訴求，這時期一方面有臧克家和艾青等，針對新月派浪漫詩風脫離現實的傾向，比較忠實地以詩歌刻劃現實，對人民的苦難寄予同情；另方面有更多被稱為「街頭詩」、「傳單詩」的作品盛行，以宣傳和鼓動性的語言，鼓動群眾的情緒，達到團結、激勵士氣的效果，卻缺乏藝術價值。 抗戰時期，詩朗誦活躍於陝北和晉察冀邊區，其中艾青、臧克家、田間等吸收了鄉間地方民歌，結合從歐俄傳入的現實主義手法而形成獨特風格。朱自清在《論朗誦詩》中指出這種詩的特點說：「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四十年代的朗誦詩強調社會功能，為了抗戰宣傳、鼓動群眾的抗敵情緒，以簡單明瞭、節奏明快、句字短促的形式為主，以能即時感動群眾為目的，過後往往缺乏超時代意義，經不起深刻的反思，但在某特定時刻和處境中，尤其是抗爭性的社會運動，確實發揮過作用。 同樣在抗戰時期，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就讀的青年詩人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等，在重視文學的社會意識的同時，並未一面倒傾向寫朗誦詩，而是向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借鑑，一方面擺脫早期新詩個人化的感傷浮誇，另方面從新詩形式的藝術性探索入手，發出面向時代危難的思考，在回應時代憂患的同時，並未放棄藝術精神的追求。在抗戰結束至四九期間，政局持續動蕩，但這批詩人仍堅守參與外界又維持個體自主的態度，在《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等詩刊發表了大量傑出的詩作和詩論。如果說戰前的新月派和現代派局限於個人感興，而抗戰前後的強調反映現實的詩，過份著重社會功能而缺乏文學性，則三、四十年代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辛笛等人，可說是平衡了以文學回應時代和藝術精神的追求，讓中國新詩達到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十分可惜的是，他們這方面的努力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動蕩的政局，打擊了多元思考的機會。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數十年間，中國內地的詩大致以社會主義作為主導，奉行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路線，創作出大量歌頌工農兵的詩；題材單一的局面，至七九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打破。 三 香港新文學的發展約始於二十年代中，原本以文言為主的報紙如《大光報》等，增設刊登新文學作品的副刊，一九二八年再有第一本新文學雜誌《伴侶》，在當時已被譽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至三十年代，陸續再出現了《島上》、《鐵馬》、《時代風景》、《今日詩歌》、《南風》等多份文學雜誌，而大部份報紙亦設立了新文學副刊，活躍於以上刊物的作者有侶倫、戴隱郎、劉火子、李育中、李心若、侯汝華、林英強、陳江帆、易樁年、鷗外鷗等等，他們一部份在香港生出、成長、讀書，一部份從廣東省來港讀書、工作，在香港接觸到內地出版的新文學刊物而開始寫作，成為香港第一批新文學作家。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們除了繼續在香港報刊發表創作，亦有一部份人投稿上海的文學刊物如《現代》、《今代文藝》等，參與三十年代現代派詩歌的發展；另一部份投稿到廣州左翼陣營出版的報刊，投身有關抗戰、革命詩歌的創作。 五、六零年代，大量人口從內地南移，其中有不少文人作家，來港後繼續寫作，同時兩岸政權隔海對峙，視香港為意識形態角力的陣地，做就眾多報紙雜誌刊登文學作品的空間，亦讓不同風格和取向的作品得以並存。這時期有徐訏、力匡、徐速、燕歸來等上承新月派的格律詩形式，創作大量以懷鄉為題材的詩，另有何達以明朗、節奏感強的語言，寫出富於社會意識的詩作。 徐訏早在四十年代已是著名作家，出版過詩集《四十詩綜》等，五零年移居香港，創辦《筆端》、《七藝》等刊物，持續發表大量著作，包括詩、雜文、小說、學術論著，先後任教於珠海書院、新亞書院和浸會學院，在港出版的詩集有《時間的去處》、《原野的呼聲》等。力匡亦於五十年代初來港，他所主編的《人人文學》是五十年代的重要刊物，對當時青年讀者影響尤廣。力匡的詩集有《燕語》和《高原的牧鈴》。徐訏和力匡的詩都在表面懷鄉的主題中，暗藏對現實政治和文化的不滿，藉回憶過去而壓抑充滿否定的現在，認同已消失的過去而對作為寄居地的香港充滿反感。何達是四十年代參與「朗誦詩運動」的詩人之一，朱自清曾在〈論朗誦詩〉一文中加以評介。何達於四九年來港，曾主編《伴侶》詩頁，在《文藝世紀》、《文匯報》、《新晚報》等發表大量詩作，六九年曾以「洛美十友」名義，以合集形式出版詩集。 一九五六年，從上海移遷香港的作家馬博良，創辦文學刊物《文藝新潮》，大力提倡現代主義，刊登有關理論和作品的翻譯，也刊登不少具現代主義特色的詩和小說，許多作品在展現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同時，加入了對香港本土環境的關注，事實上《文藝新潮》提倡現代主義除了馬朗的個人喜好外，也針對當時香港的政治、文化環境，希望藉現代主義文學來打破消沉的局面。《文藝新潮》各期均以大篇幅譯介西方現代文學，被視為「五十年代第一份介紹西方現代文學的雜誌。」馬博良本身也是詩人，曾出版詩集《焚琴的浪子》和《美洲三十弦》，著名詩作有〈北角之夜〉。其他在《文藝新潮》發表作品的詩人還有貝娜苔（楊際光）、櫻子（陳炳元）、杜紅（蔡炎培）、葉維廉、崑南、王無邪等。《文藝新潮》停刊後，由王無邪、崑南等創立的「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創辦了《新思潮》（1959）、《好望角》（1963）等刊物，繼承了《文藝新潮》的努力。這些刊物所發表的作品不單承續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風格，更重新注入本土意識和時代氣息、同時在形式上作實驗創新，對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尤其是新詩的發展具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中國學生周報》自創刊翌年，即五三年起設立「詩之頁」，每月刊登詩作，至六十年代已培育出大批青年詩人，如西西、馬覺、童常、蔡炎培、羊城、羈魂、也斯等等，同時香港的青年人亦興起成立文社的風氣，在寫作上互相激厲，以至自辦刊物，從小型油印刊物，演化成在七十年代具有一定延續性和影響力的《文社線》、《詩風》、《秋螢》、《大拇指》等等。 六十年代無疑是香港新詩的轉捩點，在香港成長的一代，承接內地來港作者的耕耘，注入本土意識和時代氣息，逐漸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詩。從《文藝新潮》提倡現代主義，到六十年代末創建學會舉辦詩作坊，研習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以及七十年代初《中國學生周報》譯介美國民歌，在「詩之頁」提倡以日常語言寫日常題材，均可見各種承繼傳統、吸收新思潮、調整語言的努力，共同參與建設香港詩的特色。至八十年代，青年人自辦刊物的風氣仍然持續，《素葉文學》、《青年文學》、《新穗詩刊》、《九分壹》都是這時期的重要刊物。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詩，一方面有梁秉鈞、鄧阿藍、葉輝、關夢南、何福仁等詩人，以平實的語言、呈現的筆法，讓個人與社會相連，關注城市的發展；另方面亦有黃國彬、陳錦昌、胡燕青等詩人，嘗試借鑒古典文學的手法，寫作兼具傳統性和現代性的詩，題材上站在香港，北望神州，關注當代中國的前景。 綜觀二十世紀的中國新詩，從中國到香港，詩的形式很少固定，而是不斷求變，不斷有新的嘗試。台灣的現代詩和當代中國內地的詩，也各有多元化的發展，以上集中介紹了五四至四九年，以至香港詩的發展。詩是開放的，絕非封閉固定，研習新詩有助提升創意，而回顧新詩的歷史，則不單有助於了解詩，更有助我們消除成見，以開放、進取的態度，參與開拓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詩歌。 2002年1月
（《中學跨媒體新詩朗誦會》香港：詩潮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