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德

一

一九三三年，當李金髮先後完成了鑄造伍廷芳和鄧鏗的銅像，就在兒子李猛省出生前一個月[1]，他於廣州的住所笠廬，為侯汝華的詩集《單峰駝》寫序，頗為自得地指出：「回來中國七八年，比較差強人意的事，是漸漸的發覺我的詩風，在貧窶的文壇上生些小影響。福州的林松青，雲南的張家驥，漓渚的張載人，梅縣的林英強等君，都是曾寄詩給我「指正」的神交，現在又知道在窮鄉僻壤中，還有一個同志，多麼高興啦！」[2]，又指侯汝華的詩「全充滿我詩的氣息」。

侯汝華與李金髮同是廣東梅縣人，三十年代曾在香港和廣州生活。由李金髮寫序的《單峰駝》沒有出版，一九三六年另外出版了詩集《海上謠》。目前所見文獻，對侯汝華的生平描述不多，但在三十年代的多種文藝刊物上，都可以見到他的詩，除了香港出版的《紅豆》、《今日詩歌》和《時代風景》之外，並投稿到上海的《現代》、《矛盾》、《新時代》、《新詩》、《詩歌月報》、北京的《小雅》、蘇州的《詩誌》、武漢的《詩座》、南京的《詩帆》和《橄欖月刊》等多份刊物，從追隨李金髮的象徵主義詩風開始，在省港兩地生活和寫作的侯汝華，也逐步參與在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現代派詩歌發展。

李金髮在〈序侯汝華的「單峰駝」〉一文說：「我從來不曾打算認自己為象徵派，若是承認的話，則侯君和上述諸位，儘可追認為象徵派。」[3]侯汝華是否可稱為象徵派，他受李金髮的影響具體是如何，還看作品本身。比較表面的影響是文字形式的接近或模仿，侯汝華詩中一些文白夾雜的句式，如〈單峰駝〉中「我有一闋歌綠洲之奇麗」「猶能迴奏悅耳之音」「而恢復了冷硬之昔年」「請步單峰駝之後塵」[4]等句式，近似於李金髮常用的句式，如〈給蜂鳴〉：「淡白的光影下，我們蜷伏了手足／口裡嘆著氣如冬夜之餓狼；／腦海之污血循環著，永無休息，／脈管的跳動顯出死之預言。」「我願長睡在駱駝之背，／遠遊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無計較之陽光，將徐行在天際，／我死了多年的心亦必再生而溫暖。」[5]當中「之」字的運用和前後詞組的排列，可說是一種形似的模仿，但更深層的影響當然是象徵主義的處理手法。

象徵主義詩所運用的象徵，不單是一種修辭，更是一種處理外在經驗的模式，要點在於詩的內在肌理中的幽隱、頹廢。李金髮的詩多運用險奇、醜怪的意象，將外在經驗變得陰冷，氣氛詭異，常以醜為美，這也是他的詩在當時被認為是晦澀難懂的原因。例如李金髮收在詩集《微雨》的〈夜之歌〉：「我們散步在死草上，／悲憤糾纏在膝下。／／粉紅之記憶，／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6]侯汝華作於一九三二年的〈晚霞〉則有這樣的詩句：「老死的太陽，／在沒落以前，還依稀著光榮的記憶」「記憶是終久是要消失的，／鍍的金，／也不久便剝落的銷沉。／永恆的紀念，／是靜寂的死，漆黑的棺槨。」[7]同樣以「死」形容自然景物，而且李金髮的「死草」和侯汝華「老死的太陽」都不單純是一種景物狀態的描述，而是用以指向內在精神狀態的委靡、記憶的消逝。〈晚霞〉中的太陽老死、如鍍金剝落銷沉，與〈夜之歌〉在死草上散步，更將陰冷的氣氛，推向一段在時間上有所延宕的過程，與兩首詩所使用的「剝落、棺槨、朽獸、奇臭」等險奇、醜怪意象，共同加深了詩中的頹廢意識。象徵主義手法對外在經驗的處理模式，應是李金髮對侯汝華更深層的影響。

綜觀侯汝華的詩，李金髮的影響實只見諸三二至三三年間，其餘大部份時間的詩作，都放棄了文白夾雜的句式，改以更平實的語言，抒寫水手、中秋夜、海上謠、漁家、月夜，作品題材環繞田園鄉愁，但又不同於傾向浪漫主義的新月派，侯汝華對情感始終保持克制內斂，無浪漫化的誇張情感。例如被聞一多選入《現代詩抄》的〈水手〉：

桅檣上旋轉著

七色的明燈，

蔚藍的海面上

白色的帆遠了，

許多人的夢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但沒有一個人

知道你心中的大海。（節錄）[8]

首四句用眼前船上所見景物，旋轉的燈、遠去的帆，暗示水手的心情；接著是眾人和水手真正所見的不同，一遠一近，眾人迷失於遠，但近者即水手的內在世界卻指向更渺茫的、沒有人知道的大海。侯汝華保留一點象徵派的暗示手法，以意象呈現代替自我表白式的濫情，用接近現代口語的自由詩來寫田園，也接近於戴望舒、何其芳、李白鳳、陳江帆等詩人的嘗試，參與三十年代現代派對「現代的詩形」[9]的構建。

二

最早把侯汝華編入選集的，應是聞一多和孫望。聞一多於一九四三年與當時在華的英國作家兼翻譯者白恩（Robert Payne）合作，為《中國新詩選譯》搜集材料[10]，把初選出來的作品編成《現代詩抄》，選入了侯汝華兩首詩〈水手〉和〈燈與影〉。[11]孫望的《戰前中國新詩選》一九四四年於成都出版，選入了侯汝華的〈老年人〉。往後收錄侯汝華詩作的選本，先後有張曼儀、黃繼持等編的《現代中國詩選》（1974）、艾青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詩集》（1984）、藍棣之編《現代派詩選》（1986）、吳歡章主編的《中國現代十大流派詩選》（1989）、鄭樹森等編的《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98）等。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到北京參加「中國新詩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葉輝叮囑我要設法訪查幾本三四十年代的詩集，結果得到北京大學藝術系陳旭光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劉福春教授的幫助，先在西單中國書店購得四七至四八年原版《詩創造》一至十二期，再於北大圖書館找到《橄欖月刊》，因屬四九年以前的書刊，不能影印，我只好抄，用一個下午的時間抄下了李金髮給侯汝華和林英強的序，和十首侯汝華詩、兩首林英強詩。《橄欖月刊》屬綜合性文學期刊，由南京的線路社出版，三零至三三年間出版，線路社其他出版物還有時論刊物《線路半月刊》。侯汝華刊在《橄欖月刊》的詩約有二十首，俱不見於其他選集。

〈序侯汝華的「單峰駝」〉一文沒有收錄在李金髮的文集中，孫玉石在《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最先引用該文，引證李金髮象徵派詩風的影響，並認為「侯汝華是受李金髮影響而加入象徵派隊伍的最有成就的青年詩人之一」[12]。後來的論者大致沿用孫玉石的論點，形容侯汝華為「李金髮最傑出的弟子」和李金髮的「追隨者」[13]。大部份有關二三十年代象徵派詩歌的研究都以李金髮為中心，對侯汝華著墨不多，一般論及李金髮以外的象徵派詩人，仍以後期創造社的王獨清、馮乃超和穆木天為主。後期創造社三詩人受法國文學啟發而作象徵主義詩的實驗，時間上與李金髮的嘗試同為二十年代末，彼此並無承接關係；侯汝華的詩創作路向則可說是從接受李金髮的影響開始，但其詩作的意義或不止於作為一個李金髮的繼作者，而是在李金髮詩興漸減、創造社詩人亦轉向左翼文學的三十年代，與戴望舒、何其芳、李白鳳、陳江帆等詩人共同經歷從象徵到現代的過渡。

（《詩潮》第1期。2002年2月）

[1] 參陳厚誠編《李金髮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82-83。

[2] 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峰駝」〉，《橄欖月刊》第三十五期，1933年8月。

[3] 同前註。

[4] 侯汝華〈單峰駝〉，《現代》三卷二期，1933年6月。

[5] 李金髮《李金髮詩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頁7。

[6] 李金髮《李金髮詩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頁37。

[7] 侯汝華〈晚霞〉，《橄欖月刊》第三十五期，1933年8月。

[8] 侯汝華〈水手〉，《現代》三卷六期，1933年5月。

[9] 參施蟄存〈又關於本刊中的詩〉，《現代》四卷一期，1933年11月。

[10] 參季鎮淮編〈聞一多先生年譜〉「1943年9月1日」條，《聞一多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506。《中國新詩選譯》未能在聞一多生前出版，由白恩編輯的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47年在倫敦出版，書首題念聞一多。參梁秉鈞〈聞一多的「現代」與「中國」〉，《香港文學》201期，2001年9月，頁40-45。

[11] 〈水手〉原刊《現代》三卷六期（1933），另見戴望舒主編的《現代詩風》雜誌(1935)，〈燈與影〉原刊《新詩》一卷四期(1937)。《現代詩抄》最初列入《聞一多全集》，一九四八年由開明書店出版時，略去大部份詩作的出處，至一九九四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編者據聞一多手稿重新整理時，才補入原有出處，由此版本得知聞一多編選〈水手〉一詩是據戴望舒主編的《現代詩風》，〈燈與影〉則仍據《新詩》。

[12] 孫玉石《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149。

[13] 分別見張同道《探險的風旗──論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頁255及陳厚誠《李金髮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頁143。

 
（《詩潮》改版第1期,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