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理論」欄原版頭

詩與公眾世界
陳滅

詩的寫作是一種個人活動，它不一定是美麗或琅琅上口的詞藻與句子， 也不一定反映社會現實，但即使是個人隱秘的書寫，也不能撇開特定的觀點 或態度，而個人特定的觀點或態度，是可以放諸公眾世界中考察並產生微妙 的關係。

四十年代的的中國，因著戰爭與政局動蕩，一再使不少作家關心文學和 政治的關係。朱自清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時，就曾譯出英國詩人麥 克里斯（ Archibald MacLeish ）一九三九年刊於《大西洋月刊》的《詩與 公眾世界》，並發表在當時香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中。

麥克里斯認為，在過去指詩代表個人生活，而政治代表公眾世界的簡單 二分法，到他那一代人已再不適用：「個人應該，但是很難，與這種公眾生 活維持和平的局勢。這公私的關係包含著我們這一代人所感到的一種衝突─ ─就是一個人的私人生活與多數人的非私人生活的衝突。」他認為在當時的 公眾生活，可以引起私人的厭惡、也可以引起私人的畏懼或希望，而對於這 種生活，人們「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而只有通過詩，通過負 責任的語言、個人有所參與的態度才可以把這種經驗寫出來。麥克里斯指出 共同的政治現實把個人生活與公眾世界連起，而詩經過在形式和觀念上的變 革，是可以「佔有我們所生活的、公眾的然而私有的世界」並「將這世界緊 縮起來，安排起來，使人認識」。

朱自清在《詩的趨勢》一文中引用他翻譯麥克里斯的《詩與公眾世界》 ，作為評介一本英國現代詩選的引證。他在該文篇末說：「我國抗戰以來的 詩，似乎側重『群眾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他對當時中國詩壇有 所偏向的情況感到憂慮，婉轉地希望時人可以向同樣面對戰爭和危機的外國 詩和詩論所顯示的訊息參考，而有所調整，可說是用心良苦。

(《Magpaper》報紙版, 1997年1月1日)

文學以外：朗誦詩和詩朗誦
陳滅

「朗誦詩」因著配合朗誦的需要，傾向押韻、直接表意、容易上口等， 發展出特定的風格，朗誦本身則是一種表演行為，而把朗誦者和聽眾聚在一 起的詩歌朗誦會，除了把文學作品和表演行為結合，也附帶若干社會和以至 政治功能，使「朗誦詩」也不單純停留在一般人所想像的文學範籌。
詩歌朗誦會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參與人數有一定的室內或沙龍式的 聚會，此外是參與人數較多的社會運動中的群眾大會。前者沒有宣傳目的， 故亦不強調押韻、簡單容易上口，除了少數聽一次即能感會者，只是儀式， 重要的不是朗誦過程和詩本身，而是一個場合中的群體意義。一方面可以說 這類朗誦會的社交功能大於文學本身，另方面詩創作本是個人活動，發表時 亦不會即時有讀者反應，朗誦可以做成一種集體參與的錯覺，消弭了創作者 的孤獨感。

後者重視宣傳功能，強調詩歌的群眾性和詩人的社會意識，這種詩在中 國抗戰期間首次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四九年後由於朗誦詩所具有的大眾化特 色而為官方提倡，用以歌誦政權和領袖，由毛澤東、周恩來甚至林彪等都曾 是歌誦對象，詩朗誦形式的政治宣傳詩大量湧現，影響廣及兒童讀物，例如 文革期間為兒童編寫的《我們是革命新一代》等書。

儘管朗誦詩有作為表演形式上的限制，例如內容常常流於概念化、有些 朗誦者為引起注意而使用誇張煽情語調，但其在某特定處境，尤其是抗爭性 社會運動中所發揮的動力還是不容忽視。例如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七九 年西單民主牆、八九民運等，都產生大量朗誦詩在群眾間流傳，其所發揮的 即興性、行動性、顛覆性，超越了一般靜態發表詩歌的藝術功能，它即時對 一場運動作出回應，這些回應作為一種參與，使朗誦詩介入運動並推動日後 的發展，成為一種在現實前線的文學形式。

(《Magpaper》報紙版, 1997年2月3日)

朗誦詩的興起　　　　　　　　　　　　　　　　　　　　　　　　陳滅

五四運動後新詩作為一種新興文體，一直在各種方法上作實驗。早期在 內容上較傾向個人情感的自由抒發，及三十年代日軍加緊對中國侵略，很多 作家認為只基於個人感興的文字，再無法面對整個民族的危難，故而提出「 國防文學」的口號，包括「國防電影」、「國防詩歌」等，提倡朗誦詩，表 現為一種具獨特形式的詩歌體，在各種街頭集會、廣播、群眾運動中經常出 現詩朗誦的節目。

抗戰時期，詩朗誦活躍於陝北和晉察冀邊區，其中艾青、臧克家、田間 等吸收了鄉間地方民歌，結合從歐俄傳入的現實主義手法而形成獨特風格。 朱自清在《論朗誦詩》中指出這種詩的特點說：「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 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 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沉著痛快的，充滿 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

這些詩強調社會功能，為了抗戰宣傳、鼓動群眾的抗敵情緒，以簡單明 瞭、節奏明快、句字短促的形式為主，以能即時感動群眾為目的，過後往往 缺乏超時代意義，經不起深刻的反思，但在某特定時刻和處境中，尤其是抗 爭性的社會運動，確實能發揮本身巨大作用。 朗誦詩在抗戰期間成了極興盛的活動，但同時不具備社會功能的多被排 拆，指為個人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簡化的二元對立的論點流行，加上一再動 蕩的政局，打擊了多元思考的機會。抗戰中期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就讀的 青年詩人在重視文學的社會意識的同時，並未一面倒傾向寫朗誦詩，而是向 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借鑑，一方面擺脫早期新詩的個人化的感傷浮誇，另方面 從新詩形式的藝術性探索入手，發出面向時代危難的思考，可惜抗戰以後這 種形式的詩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Magpaper》報紙版, 1996年12月16日)